開宗明義：本文所討論的“金融業”，主要是指券商、基金、保險資管等機構，尤其是其中的投行、投研、固定收益、機構銷售等高薪崗位。金融業是一個很大的行業，從業人數最多的其實是銀行，其次可能是保險經紀；但這兩個細分行業的薪酬顯然沒有達到打工人的頂尖水平。在全世界範圍內，金融業最高薪的部分都是跟資本市場打交道的部分，在美國是“華爾街”，在中國則往往被戲稱為“中國華爾街”。

過去二十年，國內高薪白領有三大來源和聚集地：金融業，互聯網大廠，以及部分外企。它們固然都吃到了時代的紅利，不過總體看來，金融業吃到紅利的方式更“奇怪”，高薪基礎更“脆弱”一些。與其他兩大高薪職業相比，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發現違和之處：

• 部分外企，例如外資諮詢、IT企業以及大型跨國集團，其母公司待遇本來就很高，其中國分支從事的往往是高附加值業務，高薪是理所當然的。而且外企普遍比較守法（慫），注重勞動者權益，從而成為了性價比極高的打工人勝地。
• 互聯網是過去二十年國內增長最快的行業，一方面組織膨脹速度很快、年輕員工很容易升職加薪，另一方面股票增值明顯。而且互聯網多為美元資本催熟的民企，只要能拿出業績，組織對於個人薪酬待遇是慷慨的，至少在高成長階段是如此。
• 金融業則有些“兩不沾”：首先，國內持牌金融機構大部分為國企，國企本來就不存在高薪文化；其次，國內金融業雖然擴張迅速，但與互聯網這種真正的高成長行業還是相差很遠的，本質上仍然是個周期性行業。在這種情況下，金融業仍能保持高薪多年，這是一個奇迹。

有人會說：“金融業是智力密集型行業，需要大量的高學歷、高智商人才，高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是市場供求關係決定的！”這話貌似合理，可是仔細一想就覺得不對勁——國內的“智力密集型行業”何止金融業，可是其中絕大部分都不算高薪。

就拿現代服務業來說吧，律師算不算智力密集型？會計師算不算？稅務規劃算不算？本土諮詢算不算？這些行業高薪了嗎？其中的佼佼者、大小老闆們固然是高薪了，可是中基層打工人的待遇只能用一般來形容。所以我們提起社會上的“高薪賽道”，一般不會拿它們作為典型案例。例如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歐美是不折不扣的高薪職業，在國內則只是“中層白領職業”，貴在穩定性，只有升到合伙人才算進入社會精英行列（絕大部分人不會熬到那一天）。

還有數量巨大的非金融類國企，尤其是央企，招的都是名校或海歸碩士、博士，但是待遇只能用一般來形容。就算把一切隱性福利全部算上，非金融類國企與金融類（注：主要指券商、基金等，下不贅述）相比，薪酬總包還是遠遠不及的。除非求穩定、希望躺平，否則在同等情況下，在國企板塊內部，大部分人不會棄金融業而取非金融業。

那麼，造成國內金融業超高薪酬待遇的因素到底是什麼呢？有一部分必然因素，例如國內金融業的發展、智力密集型本質等等，但是上文分析過，它們只構成“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按照資本市場時髦的說法，必須有一些“催化劑”促使它們完全發揮潛力，把金融業變成一個高薪行業。我覺得，在過去二三十年的歷史上，主要發揮作用的是兩股“催化劑”：

第一是來自外資金融機構的薪酬對比壓力。還記得十多年前，在大學校園裡，同學們談起求職“投行”的時候，指的肯定是外資投行，絕不是中資券商的投行部。外資投行、基金的香港分支機構，以及它們在大陸的合資機構、代表處，雖然招聘人數很少，但是薪酬極高，是當時中國應屆畢業生拿Global Pay的幾乎唯一選擇。隨着國內金融市場的不斷開放，大陸和香港兩個金融職場日益融合，為了與外資爭奪人才，中資金融機構的高薪化也日益明顯。在中資機構當中，一貫以高薪著稱的中金就曾經是中國最早的合資券商——外資的“高薪文化”至今還在惠及數以千計的打工人。

第二則是金融業周期性擴張帶來的“薪酬剛性”，通俗地說就是“工資一旦提上去了，就很難降下來了”。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每次金融業的普遍提薪，都伴隨着股市或債市的一輪結構性牛市。2006-07年的大牛市使國內券商和基金第一次真正成為了“高薪白領發源地”；2014-15年的大牛市進一步鞏固了其地位，從那以後中資機構的薪酬真正能與外資相媲美了（儘管還是比外資低）。固定收益、信託等業務也有屬於自己的結構性牛市，因為國內金融業是一個典型的“周期成長行業”，其成長性主要體現在周期性的爆發。

在理論上，上升周期裏面提上去的薪酬，應該在下降周期裏面減回去才對。可是在實踐中，基本工資只要漲上去了就很難下調，至少不是以相同幅度下調；能下調的主要是基於績效的獎金。結果就是，對於大部分金融業從業者而言，基本工資呈螺旋形上升，獎金呈周期性上升，總體上還是大幅上升。國有金融機構的領導一般也不存在很強烈的控制薪酬的動力，因為他們本身也是薪酬上升的受益者。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金融業的薪酬水平之所以超越了律師、會計師、非金融國企等本來也具備“高薪潛力”的職場賽道，有巨大的歷史偶然性。我們不應該說：“因為華爾街的薪酬高，所以中國華爾街的薪酬也應該高。”要知道，美國華爾街和“中國華爾街”除了做的業務性質類似，在其他方面幾乎一點都不類似，並不存在後者的薪酬一定要向前者靠攏的必然性。

那麼問題又來了：因為歷史偶然性而獲得的高薪，會因為歷史必然性而被收回。這種事情已經在發生了。

證監會主導的券商傭金率下調、基金管理費率下調，以及IPO和再融資的大幅收緊，註定了今年金融機構薪酬慘淡的格局。上述影響不僅是周期性的，也是結構性的——傭金率、費率這些東西，一旦下調了就很難再提上來。接下來，券商投行收取的IPO費用、固定收益交易的點差可能也要下調，因為主管部門的思路是全面降低金融中介費率，通過犧牲中介機構利潤來搞活資本市場。只要上述思路存在，金融機構就將面臨持續的收入下降壓力，而收入下降一般都會迅速傳導為薪酬下降。

與上述因素同樣重要、乃至更加重要的因素，則是主管部門對金融業定位的強調（或曰澄清）。這方面，大家可以參照國家監委於2023年2月發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明確提到：“摒棄‘例外論’‘特殊性’‘優越論’‘無關論’‘業務需要論’等錯誤論調，破除‘金融精英論’‘唯金錢論’‘西方看齊論’等錯誤思想。”雖然該文章討論的主要是金融反腐，但是對於金融業普遍存在的高薪局面也會存在潛移默化的影響。

再強調一遍：國內絕大部分持牌金融機構是國企。在歷史上，金融業國企的薪酬遠遠高於非金融業，即所謂“例外論”；金融業從業者被視為高智商的社會精英，即所謂“金融精英論”；金融業的高薪酬被視為開展業務的必然需要，即所謂“業務需要論”；金融業國企的薪酬不斷向外資機構靠攏，即所謂“西方看齊論”。從今往後，上述情況無疑要改變，金融業很難再作為高級白領的空中樓閣而繼續存在下去。

樂觀者會說：“哪怕金融機構的薪酬大幅下調，在全社會仍然屬於頂尖水平，從業者不應該抱怨什麼！”問題在於，薪酬下調的同時，工作壓力是否也會下降？最近的互聯網行業展現了另一種可能性：大廠紛紛降本增效，人員坑位減少了，薪酬總包減少了，未來的上升空間也縮小了；可是加班和出差並沒有明顯減少，在某些公司、某些部門還出現了上升。以前，互聯網大廠員工是出於財務自由的願景，熱火朝天地996；現在，他們則是出於害怕被裁掉的焦慮，忐忑不安地996。同樣的事情會出現在金融從業者身上嗎？或許已經出現了。

不過，對於金融業從業者而言，至少還有一個好消息：國企在主動性裁員方面還是比民企謹慎很多的，跟不上時代節奏的員工往往不會被直接裁掉，而是調往無關緊要、薪酬待遇平平的崗位，任憑其自動離去。願意被邊緣化的員工，可以賴上很多年，這是金融業比互聯網行業更“優越”的地方。

至於再過十幾年，國內金融業會不會又迎來一波新的結構性擴張，從而再次回到高薪賽道的位置，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我對此難以樂觀，你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