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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貨幣總是與各路名人相關聯。前有“特朗普交易”下的比特幣,後有馬斯克成立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簡稱DOGE),使得DOGE幣(狗狗幣)瘋狂拉升。新興市場基金經理 Mark Mobius在試圖撲滅大眾對加密貨幣的熱情時說,“加密貨幣是一種宗教,不是一種投資。”
加密貨幣確實存在一定個人崇拜色彩,不過宗教一詞,確實也太高看了加密貨幣。本文將從名人效應的形成機制等方面,探究其在此周期,對加密貨幣行業的影響。
根據 Émile Durkheim《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宗教是與神聖事物有關的統一的信仰和實踐體系,神聖事物是被區分開來的和被禁止的,這些信仰和實踐將所有信奉這些信仰和實踐的人統一為一個稱為教會的道德共同體。一方面,我們看到名人直接代言的幣種神化名人的地位,尤其創始人對該幣的影響力巨大。另一方面,比特幣有所不同,在比特幣早期,“中本聰”這一缺席神(Absentee Godhead) 的神秘性和符號化,直接把比特幣帶到了“神創”的高度。如今,特朗普正在成為“比特幣耶穌”角色的競爭者(Contender of the role of Bitcoin Jesus) ,引領行情。
不過我們認為,加密貨幣存在個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相當於宗教的“神話”,加密貨幣的個人崇拜實際是狂熱(Cult)或信仰,而非宗教(Religion)。
加密貨幣並不存在區分和禁止觸犯禁忌的“神聖事物”,也不存在“儀式”以加固共同體。本文將簡述加密貨幣從個人崇拜到名人效應是如何形成的。
即便你認為加密貨幣是宗教,也請允許我們引用宗教學者 Russell McCutcheon 的話:“值得研究的不是宗教是什麼或不是什麼,而是‘製造它’的過程本身”,例如“由一個群體對他們自己的行為和機構提出主張的過程”,即加密貨幣愛好者是如何主張個人崇拜的。
德國知名社會學家 Max Weber 在《經濟與社會》一書中將魅力型領導(Charismatic Leadership,又稱魅力型權威)定義為“對某一個人神聖、英雄或出類拔萃之非凡特質,及其彰顯出的行為模式之遵從”。魅力型領導基於領袖“超凡的個人特質、神奇的洞見或成就,並吸引跟隨者盡忠和服從”的權力。
例如馬斯克,追隨者崇拜的不只是其履歷,還有通過推行的新能源車、探索外太空等等項目創造出的使命感人設,由此追隨者認為支持馬斯克就是支持人類進步。全球消費者研究平台 Piplsay 調查显示,37% 的美國成年人根據馬斯克推文進行投資。
追隨魅力型領導后,人們將通過一系列自我驗證強化對名人的信仰。
根據 William B. Swann 的自我驗證理論(Self-verification Theory),人們為了獲得對外界的控制感和預測感,會不斷尋求或引發與其自我概念相一致的反饋,從而保持並強化他們原有的自我概念。
尤其是在波動性較大的加密貨幣交易中,交易者已經自我假設”我懂得把握這個市場的波動性”,加之他們對魅力型領導的追隨,可以說,他們已假設“我懂得解讀‘神’的預言”。當加密貨幣市價如名人所言上漲,個人的自我驗證得到進一步強化。甚至美聯儲也像“神殿”,人們通過“鮑威爾大主教”模稜兩可發言的各路解讀,與未來貨幣政策進行自我驗證。
此外,對名人幾近“神”的信仰疊加外部的反對,尤其面臨兩極化的局面,更加強化對個人的崇拜。例如美國大選期間,由於“賀錦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前期並未提出加密貨幣有利政策,後期即便表明积極態度,力度也不如特朗普。兩極化更加強化特朗普的名人效應,特朗普當選後市場情緒極度高漲。
個人崇拜成型后,心理思想活動如何傳導至市場行為?需要通過有限理性理論解釋。
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最初是 Kenneth Arrow 提出的,他認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為“即是有意識地理性的,但這種理性又是有限的”。人的理性有限,一是由於環境不確定性,即信息來源不完全;二是因為人對環境和信息的計算能力和認知能力有限;三是因為人們常用第一信號系統(現實、具體的刺激,如聲、光、電、味,與語言文字構成的第二信號系統相對)加工信息,而非用理性加工信息。
面對加密貨幣市場龐大、複雜的體系,人們傾向於選擇簡單地相信“神化”的魅力型領導者,以減輕決策成本,名人的動向成為了追隨者權重最大的信息源,因此根據信息庫做出投資選擇時,跟風上車成為了追隨者的最優解。
這些神化的領導者,又因為先進社交媒體所創造的信息繭房,而分為了不同的層級。知名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和“鋼鐵俠”馬斯克,影響着全球數十億用戶,與他們相關的代幣因他們一點點的行為和語言,而“一言不合”就上漲;小到擁有幾千 X 粉絲的某KOL,在自己的“財富群”里喊單某個不知名幣種,大家也會在群里紛紛點贊這個財富密碼。
大家都有自己的“神”。
這一點在Meme 幣尤其明顯。大家不願意思考複雜的投資邏輯與資產價值,只願意沉浸在所謂KOL帶來的財富幻想與焦慮中,在各個信息繭房做着相同的群體性行為。甚至通過名人的號召,人們崇拜的本質對象可能已經超越一個具體的人,而是一種動物、一種流行符號或一段被網絡“神化”的故事。
至此,個人崇拜已經形成。
一方面,名人效應對於加密貨幣具有短期的促進作用。
名人喊話能提高一些資產的曝光度,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下,民眾的注意力具有極高的價值,吸引潛在投資者的注意力是資產二級市場良好表現的基礎。
有名人為加密貨幣站台,還能夠顯著提振市場情緒,並吸引新的資金流入,從而促成短期爆發。
例如,特朗普重返白宮,史無前例地支持比特幣成為美國儲備資產,使市場預期瞬間拉高進而促成了市場的上漲。狗狗幣市值從默默無聞推至一度數百億美元,離不開馬斯克當年的“不離不棄”。特別是Meme幣,造“神”如果成功,那麼這份爆發力不可小覷。
另一方面,加密貨幣與項目綁定存在風險。首先,過度綁定特定名人可能放大風險,固然名人的光環能夠為加密貨幣帶來機遇,名人也可能帶來風險,名人吸引的流量可能會加速危機的爆發。例如名人處在不利地位,可能導致持有者恐慌踩踏。其次,退一步來說,即便名人沒有翻車,也不能保證長期價值,決定長期價值的是生態本身的潛力,能否吸引長期資金的持續流入與交互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短期資金流入后,倘若失去了名人效應,價值的蒸發將是嚴峻的打擊。你肯定可以很容易想象失去馬斯克的DOGE會發生什麼。
那麼如何應用名人效應,能夠更好地把握住其對於加密貨幣的利好面?
我們認為,社群和項目的發展形式應當從一元化向模塊化、多中心化轉變。前期由強勢領軍人物帶領成長,能夠奠定良好的流量基礎;中後期則更適宜DAO(去中心化自治組織)形式,能夠有效降低風險的同時,保持有效的領導力,促進加密貨幣生態穩健發展。當然,要完成轉變,項目也需要經歷陣痛期,能夠完成的項目就是真正值得投資的價值標的。